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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宪法委员会成员具有坚定的程序正义理念，是宪法委员会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与此同时，正是由于同一部法律的适用成为了日常工作内容，因此公务员可以集中精力于实体问题的处理。[7] 立法者最初所追求的目标是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。

保护个人秘密或者企业经营秘密以及相应的有效信息保护的权利。（2）正式的行政程序 一是公共任务的分配。译者简介：刘飞，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教授。[33]民主原则[34]及其中所包含的透明、参与与可接受性原则。其三，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于1987年9月17日对各成员国提出的87/16号建议，内容涉及众多参加人的集团诉讼。

国家规定由私人企业Toll-Collect来收费，但相关合同的性质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并且诉到了法院。产品对于健康和安全的损害与危害。[24] 近期内学者们的代表性观点，如林来梵主张第一种模式（参见林来梵：《转型期宪法的实施形态》，《比较法研究》2014年第4期），马岭主张第三种模式（参见马岭：《我国违宪审查机构的模式选择》，《河南财经大学学报》2014年第6期）。

因此，宪法委员会成员具有坚定的程序正义理念，是宪法委员会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题中应有之义。同时，逐步将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而没有其他救济途径的行政行为、社会组织（政党）行为纳入监督范围。换言之，在一般情况下，权力滥用的避免和制裁，公民权利的保障和救济，是靠民主制度本身来达成的。当下，人文社科界已经形成了共识，弘扬人权（民权、权利）是国家富强之本，[32]而救亡的压力已不复存在，因此，文化转型的最大障碍已不复存在，客观条件站起来说是有利的。

[22] 笔者之所以将宪法监督与宪法实施、违宪审查相提并论是因为，从一般意义上来说，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，宪法监督属于宪法实施的方式之一。在实际生活中，不尊重甚至轻视宪法文本已然成为我国社会的普遍现象，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。

[44] ［荷］伯纳德•曼德维尔：《蜜蜂的寓言》（中文序言），肖聿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9页。伴随着宪法监督制度逐步走向成熟，宪法委员会自身的独立性不断增强，将由从属走向独立，其职能逐步由违法审查转向违宪审查。[61]这表明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权划分不够科学合理的问题亟待解决。马怀德：《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：规范公权力》，《中国法学》2012年第2期。

[61] 参见朱光磊、张志红：《职责同构批判》，《北京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05年第1期，第102页。根据学者的研究，对宪法委员会的工作制度可进行如下设置：（1）关于启动宪法监督程序的主体。林彦：《通过立法发展宪法》，《清华法学》2013年第2期）。其社会作用的发挥，亦有赖于他们的示范和引领。

蒋碧昆建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宪法法院。宪法委员会作为宪法保障机构的意义在于，它可以将公民的利益（权利）保障请求纳入体制之内，其可能的途径，一是应公民的请求，对阻碍公民提出权利保障请求的行为进行违法审查，对公民权利提供保障。

当宪法委员会有志于发挥其能动性之时，公民的权利需求即可被当作高于立法机关意志的民意，从而成为启动监督程序的充分条件。[26] 参见胡锦光：《论我国宪法救济制度的完善》，《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》2007年第4期，第6—7页。

（2）设立独立的宪法法院，行使违宪审查权。作者简介：夏泽祥，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，法学博士。作为制度形态和严格意义上的宪法监督，与违宪审查的含义相同（许崇德主编：《宪法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56页）。宪法委员会只有积极推进程序法治建设，并在保障宪法实施的职权活动中恪守程序正义，其违法审查和违宪审查的裁判才具有权威性。程序性实施与实体性实施是宪法实施不可偏废的两种方式（参见张千帆：《宪法实施的概念与路径》，《清华法学》2012年第6期，第20页）。[23]在这个论说纷纭而无定论的研讨过程中，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4次委员长会议于2000年10月16日通过了《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、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、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》（2003、2005年修订）。

那么，执政党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使命应当是，综合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，将各种矛盾纳入体制内进行解决，从而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。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建议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宪法委员会。

当然，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，宪法实施需要由多种因素提供动力，而宪法本身亦须不断发展以实现适应性与权威性的统一。我国法治体系中程序立法是薄弱的一环，但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，更为严重的另一个方面是，少有的程序法也往往落实不好。

[25] 按照第一种模式设置的宪法委员会，作为保障宪法实施的专门工作机构，行使《立法法》第五章授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、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、规章之适用与备案方面的职权，包括： 第94条第1款 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，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，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。[10] 我国学者关于宪法实施问题的研究，大致以宪法实施、宪法保障、宪法监督、违宪审查、司法审查、宪法诉讼为题展开。

尼克松遂任命威廉•D•拉克尔肖斯接任司法部长，并命令其撤掉考克斯的职务，威廉•D•拉克尔肖斯也拒不从命并辞去了部长职务。[17]这两位学者点破了一个为许多人所讳言的事实——当前我国的民主并不发达。[54] 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，参见邵艾青：《革命党思维和执政党思维比较分析》，《理论前沿》2003年第12期。所以，《立法法》第99条规定的启动宪法监督程序的主体资格是有缺陷的。

[41]黑格尔说过：我们对历史最初的一瞥，便使我们深信人类的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要、他们的热情、他们的兴趣、他们的个性和才能。甲午战争以后，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强大的原因的认识，从船坚炮利深入到朝廷政教，完成了第一次思想解放。

虽然现行宪法文本具有历史的局限性，存在某些缺陷，但现行宪法因为有了序言第13自然段和第5条，足以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宪法。其中，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置的法规审查备案室曾经被人们寄予厚望，但它自设立以来没有对任何一部法规进行过审查，法规备案审查制度自然也从未运行过。

2005 年制定了《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》。这种积极的态度，至少对应着执政党的决策者们的两种理念。

[18] 参见韩大元：《论宪法权威》，《法学》2013年第5期，第27页。谁来监督‘监督者这一悖论已经在历史和现实中无数次地提醒我们，监督不是万能的，宪法委员会应当受到法律的制约，但不应再受到某种外在权力的监督，即宪法委员会要妥当地行使其职权，就必须具有独立的地位。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、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、各企业事业组织，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。荷兰学者曼德维尔的观点很有启发性：人若没有欲望的驱使，便决不会去拼力奋斗：当人们处在休眠状态时，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奋起，其卓越与才能亦永远不能发现。

[30]基于这一认识，他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和不屈不挠的尝试，发展出民权主义学说，描绘出五权宪法图案，规划出军政、训政、宪政三个建设时期，最终将中华民族的富强大计凝练为《建国大纲》。[29]稍后，他更明白地指出：顺乎世界的潮流，非用民权不可。

参见陈永森：《清末知识分子对公德与私德的思考》，载刘泽华、张荣明等：《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203页。李凌、吴杰、程筱鹤、唐宗瑶等建议设立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。

果真如此，则我国传统文化由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型就有了较大的把握。范进学：《我国宪法监督程序制度之审思与变造》，《法学》2012年第10期，第89—93页），尽管这些研究先于《立法法》的最新修订（2015年3月15日），但其结论仍然能够成立。